2024-01-27 08:48:39 来源：1569下载站 作者：小何
司马迁的厉害，不只在于在纵向的“时间”上。
大禹治水，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故事。
在有些人看来，治水的成就再大，也只是技术性、功利性的，这种功利性属于“术”的层面。
但如果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思考，事情的属性就不一样了。
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因为他采取了“堵”的方法，堤坝崩溃，水患成灾。而禹，通过“疏”的方法，顺势利导，把河水引入海中，疏导江河。
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
是禹对山川地理形势的整体把握。
只有突破以前小部落、小区域的限制，打通各个部族，从整体上进行规划，才能有效治水。
而且，治水只是第一步。
把水治好了，变害为利，就能促成各地的交通、商贸、农耕、畜牧业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出现“九州攸同”的盛大局面。
看透了治水背后的根本性原理，你就进入了“道”的层面。xz1569.CoM
《史记》的《夏本纪》记载，大禹的治水从冀州起步，开始他最宏伟的事业。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按照顺时针方向把中国整整走了一圈，划分出了九州。
这就是中国古代被称作“九州”的'由来。
禹通过治水活动，也大大拓展了中国的疆域，形成了史书上号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的泱泱大国，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区域。
在地理空间中读《史记》，才能读出认识中国和中国历史的“道”来。
打开《史记》的正确方式很简单：在人物画像中读，在历史时间中读，在地理空间中读。
然而，读《史记》也是真的难：
文言障碍——成书于公元前的著作，距今又20xx余年过去了；
心理障碍——《史记》鸿篇巨制，动辄5册起，想想就难坚持；
求师障碍——自己读大部头固然读到的趣味，但遇到不懂的地方不知向谁请教，很容易迷失在汪洋资料中。
由于篇幅太长，我先读了汉武帝篇，读完之后，我有一些感想：我先说说汉武帝生命里发生的一些事吧。
在武帝继位前，他排行第九，是不可能当上皇帝的，但是汉景帝却偏偏看上了他，就为他扫清障碍，帮助他成为了一个平安太子，武帝就这样才登上皇帝的宝座。
武帝期间，有一个叫江充的小人得到了武帝的宠爱，而丞相却三翻两次上奏章，让武帝杀掉江充，结果把武帝惹怒了，把丞相杀了。还发现了巫蛊，这就为后来的巫蛊事件埋下了伏笔。武帝是一个迷信的人，发现了巫蛊，武帝就认为有人诅咒他死，于是大发雷霆，灭了丞相九族才停止。但那个小人江充，想尽可能除掉一切与他为敌的人。就对武帝说：宫里宫外可能也有巫蛊，扩大搜索比较好。武帝觉得有理，就扩大范围，结果查得连皇后和太子的床都没法放了。
巫蛊是查不清的，只要看见就是杀无赦。所以杀了几万人，后来，居然太子也有巫蛊，太子当然不想被杀，就准备出走。恰好武帝生病了，命江充找太子来，但江充想杀太子，就说太子谋反，结果太子真得被逼反了，最后太子被杀了，但临死前他用兵把江充杀了。
太子死后，有一个叫田千秋的小官，他的任务是看管高祖刘邦陵园，他给武帝上了一道奏章，写道：儿子玩了一下父亲的兵，打一顿屁股就算了。儿子杀错了一个人，这也不算什么大罪。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托梦讲给我的。这句话说得十分巧妙，田千秋是一个看管刘邦陵园的官，白胡子老头自然是指高祖刘邦了，刘邦的话，武帝能不听吗武帝果然封田千秋为丞相，并十分感激田千秋，后来，武帝来到轮台，写下了罪己诏，这就是有名的轮台罪己诏.回来的时候，武帝又得了一个儿子，就是钩弋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刘弗陵。当时离武帝之死只剩八年了，武帝开始考虑立谁为太子了，所有人选，接连淘汰，只有刘弗陵，当时立了8岁的刘费陵为太子，但太后仅26岁，就有可能出现女人参政，发生内乱。于是武帝临死前杀了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
从这可以看出汉武帝是一个冷酷而又长谋略的人。我们既要学汉武帝的优点，又要避免汉武帝的缺点，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既要做一个情感丰富，长谋远略，也要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不给坏人留一点情面，不让好人受一点委屈，做到公正无私，让坏人闻风丧胆，让好人拍掌称赞。
悲剧性的人物，开场也总是历经坎坷，然而当他们得势之后，可以尽展才能，如商鞅后来之变法，使得秦国一跃成为强国，但是其结局却十分不幸，又如汉家之韩信一般，最后也难得善终。
最后商鞅跑出函谷关，要向东投奔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卯又杀破大魏军，不肯收留，商鞅只好向南跑去自己的商於封地，宣布造反，呆着封邑上的兵去攻击蓝田，秦国发兵来迎击，战败叛军，虏了商於，在渑池把商鞅正法杀掉。秦惠文君命令把商鞅的遗体车裂了，在国内徇示，说：“有敢像商鞅这样造反的，都是这个下场。
”遂夷灭了商鞅全家。
司马迁在评价商鞅时说：“商鞅，天性刻薄。”他用帝王术去说秦孝公，都是浮言，并非是他的实。
而且他能当上官，靠的是秦孝公的宠臣引荐，但是当官以后，就刑处了公子虔、欺骗魏国公子卯（言贵戚对他有恩他却苛刻地对待贵戚），足以看出商鞅的少恩来了。我曾经读商鞅些的《开塞》、《耕战》的书，书中思想和他本人的行事类似。最后，他在秦国名声不好，这也是有其原因的。
司马迁似乎只看到了商鞅的富国艺术改革，而没有看到商鞅在加强君主制方面的作用。此前，秦国的十数代国君都是非常没地位的，都是大宗族权臣扶立和控制着的。通过商鞅的改革，抑制贵族，奖励耕战，解放的平民，依军功授官，建立了平民化的职业官僚体系，也就同时加强的君权，国君有权又富，领导着职业官僚化的国家，这一体制，最终战败了偏贵族政治的六国，这是秦能战胜六国的政治体制优胜的原因。
司马迁对此也认识不多。所以他对商鞅就偏批评较多，主要是为人刻薄、少恩，而宽厚多恩，难免就落到亲亲上恩的六国模式，照旧给贵族们好处和恩惠，落得贵族政治的腐朽上去。对贵族少恩，铲除贵族，正是对平民多恩。
司马迁反对官吏以苛察为忠，反对行事风格刻薄少恩，反对苛察酷吏，以能抓别人的错为自喜之能事，这是他从汉朝当时政治中看到的弊端，但是落到战国之际正在政治变革，从分封模式向现代集权**行政体系转变，则也许刻薄少恩，就不单单是个人行事风格所当评价，而是古今之变的某种推动力，不能单一从行事风格角度，简单地批评了。犹如医生之持刀，和奸人之持刀，不能见刀就批评攻击之。司马迁未见战国中期政体剧烈变化的“古今之变”——这在他其它世家列传中也未体现，所以，就见刀就批评之，可谓未通古今之不同啊。
另一个例子是吴起、荆轲、贾谊、李陵这些生命也体现了一种悲剧。以吴起为例，楚王为吴起哀悼已久。他一到楚国就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他使法明确，依法办事，令出必行，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冗员，停止疏远王族的按例供给，来抚养战土。
致力于加强军事力量，揭穿往来奔走的游说之客。于是向南平定了百越；向北吞并了陈国和蔡国，打退韩、赵、魏三国的进攻；向西又讨伐了秦国。诸侯各国对楚国的强大感到忧虑。
过去，被吴起拦住的疏远王室想**吴起。送葬者去世后，皇室大臣们发动骚乱并袭击了吴起。 吴起逃到楚王去尸的地方，落在送葬者的身上。袭击吴起的人趁机用箭射杀吴起，还射杀了丧王的尸体。
等把悼王安葬停当后，太子即位。就让令尹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由于射杀吴起而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一代名将就这样告别了。
社会上称道军旅战法的人，无不称道《孙子》十三篇和吴起的《兵法》，这两部书，社会上流传很广。司马迁说， “能做的未必能说，能说的未必能做。”孙膑算计庞涓的军事行动是英明的，但是他自己却不能预先避免刖足的酷刑。
吴起向魏武侯讲凭借地理形势的险要，不如给人民施以恩德的道理，然而一到楚国执政却因为刻薄、暴戾、少恩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可叹啊！
这些故事无不让人感到心酸，但也从中体会到人生之突转，感悟其盛时之因，哀叹其悲时之速。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意味着当一个人遇到不应该遇到的不幸时，它会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
恩格斯说过：悲剧冲突是指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一要求的不可能。鲁迅说：
悲剧是对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史记》里悲剧人物似乎正符合这样的特点：他们的生平经历具有突出的社会意义，反映了社会政治的某种本质；他们的遭遇悲惨，或者被杀，或者自杀，或者一生坎坷不平，或者老来悲凉失意；他们的苦难可以引起人们对正义、好事的同情和对民主力量的愤慨。
《史记》的悲剧气氛无往而不在，这种现象是史记所独有的。
读《史记》
非常可惜，对于中国法律的这个特征，以及为什么有这个特征，司马迁并没有看到，他更重视的是人文的东西，《史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史记》重人物，以人为中心，对传主内心挖掘得很成功，文学色彩很浓；但同时司马迁的个人偏见对《史记》行文的影响也非常大，使文章的褒贬过于明显，评论不够中允。严格的来说，他并不是在公平而客观的叙述一件事情，因为在行文的用字上，他已经展现了自己的褒贬态度。
照他的话说，《史记》要“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所以司马迁重视的是个人道德品质，并不从职务角度来考察人物的行为是否得当，这既是他继承《春秋》最成功处，也是他写史中最大的一个缺陷。因为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并不能完全用个人道德来考量，各个时期的道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评价历史上的一个人，只能从他是否推动了当时的社会进步来考虑。从这方面来看，司马迁《史记》中的内容描写就未免过于受他自己善恶观的影响。
比如暴虐的项羽被他视为悲剧英雄，迂腐的伯夷、叔齐被他视为守节楷模，没有组织才能的李广被他大肆赞扬，而其每次出击失败居然被司马迁解读为“时运不济”，连重义轻法的郭解也被司马迁誉为“游侠”，可真要一一客观的评价这些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其实是极为有限的。
司马迁作《史记》，原是要承续一种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这就注定了他有厚古薄今的毛病，例如他对上古帝王的赞誉明显就将这些部落酋长们给神圣化了。从传承文明的角度出发，他也强调“亲亲”“重义”之举，所以他很重视封建制，也熏沐了养士之风，还崇尚私义，对执法者颇不以为然。从“游侠”“酷吏”的名称，我们就很容易想象他对这两类人的褒贬态度。
可能在司马迁看来，上古的做法是一种“民主化”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而后来出现的郡县制与集权制度，为**苛法开了绿灯。也许他确实已经看清：各地风俗习惯的不同，令法律难以在所有的地方都不折不扣的执行，于是，对不同的情况应该有灵活的处理，不能什么事情都按照法律来，因为法律的作用非常有限，而道德教化却能使地方长治久安。
但问题是，如果法律不执行，如何实现公平？靠民间侠士吗？司马迁的这种看法无疑是因噎废食。
此外，司马迁没有看到集权的好处。他基本上是从消极的角度写秦始皇的。出于时代的局限，他并不清楚秦皇汉武的集权使国家组织的力量得以很大程度上的集中，使国家的整体效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进而为中国拓开了无限广阔的疆域，它影响的是千秋万世。也许司马迁更期待自己活在一个小国寡民、上下相安的国度里，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国家只会受他国欺凌。
另外还有一点，司马迁自己是世袭了父亲职位的，他的家族也是史官世家，这也令他比较重视世家渊源。他对李广、李陵的同情可能就是因为李家世代为将，与他相类似，所以，从《史记》的叙述上看，他对出身低微的卫青的赞誉就不如李广多，甚至在他的描写下还造成了后人的一种误解——李广之死与卫青多少有点关系。所以，司马迁的笔下虽然花团锦簇，但其立场并不完全公正。
在现代人看来，《史记》的文学价值要远高于史学价值，原因在于，司马迁的这部书更象是多篇传记的合集，他善于从中烘托气氛、设置悬念、让读者欲罢不能，而其所叙内容却未必是绝对的史实。由于司马迁的生花妙笔，《史记》赢得了经久不衰的赞誉，这令他的观念和看法也影响了两千多年，深入人心。《史记》现世之后，宣帝以后的帝王就已经难以再完全用法律来治理民众，法家思想也不再公开宣扬了，皇帝亲政，首先要做的就是大封亲族和大赦天下，这正是司马迁所期待的。
与之相伴的另一个问题是，此后即便是有雄心抱负的帝王，也不再象秦皇汉武一样将目光投向国外，而只能将主要精力放在专心内务上，致力于五谷丰登、路不拾遗，这同样是司马迁所期待的。还有一个负面影响则是，门阀制度也逐渐形成，选贤任能又慢慢转回到官职的世袭上来，这还是司马迁写《史记》所宣扬的东西，它却给后汉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当然，要把以上这些负面的东西尽归于《史记》的影响，这种做法可能有失公平，因为儒家也强调这些内容，而我们从《太史公自序》上看，司马迁可能和他父亲一样更认同道家。不过这些在今天已经不太重要了，也许《史记》的立场正代表了当时社会普遍态度也说不定，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什么，在今天我们是很难辨得清楚的。
由于《史记》在流传过程中的悲惨命运，可能我们永远也无法获其真容，但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对《史记》的训诂与考证相信再过一千年也不会结束。从司马迁写《史记》的初衷出发，我们再来看《史记》，那么尽管笔者给了如上这些批评，《史记》确实也并非十全十美，它的褒贬也非事事允当，但这部书却的确做到了继道统、明是非，崇大义、宣德化。司马迁作为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不愧于心。
史记读后感范文4篇
史记读后感（一）荆轲是战国时期精通剑法的勇士，被太子丹任命刺杀秦王，他刺杀成功了吗？战国末期，秦王想要并吞六国，而燕国的太子丹知道了，便派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把匕首藏进地图里，等秦王打开地图时，荆轲拿起匕首就往秦王身上刺去。秦王一躲，荆轲扑了个空。秦王拔出佩剑，砍死了荆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能逞匹夫之勇，要考虑周全，万无一失。荆轲虽然勇猛，但他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如果让荆轲打仗，他只能当先锋，不能当大将，因为担当大将的人必须是有勇有谋的人。史记读后感（二）《史记》这本书不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本传通史，而且是司马迁走南闯北，呕心沥血完成的旷世巨作。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那敢于和君主斗智斗勇的苏秦。苏秦原先穷困，所有人都嘲笑他，最后，他却凭着自己的毅力与勇气，用那三寸不烂之舌，让燕王将整个国家托付给他。联系生活，再想一想我，我虽然有足够的勇气，可是，我的毅力，在吗？我不知如何判断，便想起了往事。以前，我总是一件事没做完，就去做另一件事：有一次，我正在做作业，可不知怎么了，我却很想看书！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拿起书看了起来！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我应该把一件事做完，再做另一件事，不能半途而废，把每一件事做得完整快速，还要保质保量。才能进步更快，超越自我。不仅学习是这样，日常生活也要这样做。《史记》告诉我很多道理，让我受益匪浅。史记读后感（三）在《史记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人是：管仲。因为他不阿谀奉承，即使是对门客也恭恭敬敬，从不怠慢他们。所以我喜欢他。我最喜欢的片断是：成得臣派人来下战书，宋襄公打算出战。目夷劝道：“我们的祖先是商王族，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大王想振兴我族，能行吗？何况我们的兵器战车不如楚军，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如楚军，不能轻易出战。”因为这段话写出了目夷对主人的忠心耿耿，聪明过人，所以我喜欢这段话。作者叫司马迁，他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大约死于公元前90年，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通史，而且是一部无与伦的文学名著，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极大影响了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史记读后感（四）今天，我终于把《史记》这本书看完了。《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本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书中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司马迁，汉朝，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个性，生动语言，优美文字让我们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之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讲话，深深地被他语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长了知识丰富了头脑，它是一本既生动又能增长知识的好书，我爱这本书。
读《史记》，时时都有司马迁。哪怕他并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你跟着他，他叫你，看这个，看那个，他叫你大概看看，他叫你仔细听好，你都亦步亦趋地跟着。篇章终了，你会期待听到他的解读，你会深深回味他的一点感想——太史公曰。后世史官觉得这个格式很好用，于是依样画葫芦，也在篇章最后留下传论。讲道理，谈得失。但这是一份工作，要讲“政治正确”，只能戴着镣铐跳舞。班固在《汉书》里写《司马迁传》，几乎原文照搬了司马迁自己写的《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但在《汉书》里，丢掉了重要的一句。司马迁评价孔子的《春秋》，说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然而在班固这里，“贬天子”一句不见了。甚至，班固在《司马迁传》的传论里，专门批评了司马迁的这种“张狂”。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班固认为司马迁崇尚道家黄老多于儒家六经，花了许多笔墨来写游侠刺客之类不法之徒，又写了货殖列传讲有钱人怎么发达，这是嫌贫爱富。但正因为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司马迁以后无来者的共情能力表达了对于卷入历史的人之理解，之同情。“古今”之变，也因此在它一步步走来的时候有血肉，有温度。他写刘邦，游手好闲，爱酒好色，出了事儿就会大叫，咋办啊!然而他也写英雄气概。项羽一箭当胸，射中刘邦。刘邦痛弯了腰，却掩饰说，被射中脚趾了哟!他写刺客，写游侠，写倡优，儒家传统里值得、不值得注目的，他都写。在这点上，司马迁不为任何学说摇旗呐喊，诸子百家，读书人与屠狗辈，他有足够大的胸怀去容纳，去理解，去共情。他有这样的心气与可能。司马迁虽然是“体制”里的人，但写史书于他，不算公务。司马迁做太史，用他自己的话讲，职责是“掌天官”——管天文历法的官。所以，在《汉书》里，我们看到他出场是与壶遂联名上的一封奏议，建议改历，于是才有汉武帝时候的“太初历”。写历史，写《太史公书》是私活，这样一点腾挪辗转的空间，加上汉初残存的那点意识形态领域的缝隙，让他能自由地取舍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古书分“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史是史书，子是成一家之言的诸子百家，而集，是文人的作品。《史记》自然是史部，但它又其实无法分类。它是历史，是看过成败兴亡，经历过风光与不幸的司马迁对于古今、天人的“一家之言”，也是文章家司马迁咏史、述怀的经典散文。司马迁写《孔子世家》便去鲁，去曲阜看孔子庙堂的车服礼器，看习礼的儒生，与他们一同讲学，所以他对于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仰慕才有比套话更多的真诚;他写《魏世家》写《信陵君列传》就去魏国曾经的都城大梁，看遗迹，依然居住在那里的人告诉他，秦破大梁，引河沟而灌，三月城坏。秦破大梁，不仅是材料里干枯的文字，还是他亲自到达过的场景。所以，《史记》当然是历史材料，是父亲司马谈临终前殷殷托付的家族野心，是他作为学问家，眼光、学识与能力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与他的生命实践融为一体的立场。有人叫这种“立场”为“史观”，但在司马迁这里，“历史”已经超过了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是他的经验，也是他对于世界的判断。《史记》有一百三十篇，有十篇因为各种原因有录无书，但是从司马迁对于一百三十篇的编排，总可以大概窥探他的“立场”与他的“意图”。本纪第一篇是《五帝本纪》，讲“为公”——尧老了，要找继承人，“贵戚及疏远隐匿者”都一视同仁。世家第一篇是《吴太伯世家》，讲“孝”——周太王有儿子三人，太伯，仲雍，季历。季历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的父亲，周太王爱季历，想要他做继承人，太伯与仲雍不忍父亲为难，一气跑到了吴地。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讲“仁”——孤竹国的国君有两个儿子，都想把王位让给对方，于是结伴跑了。原想定居西岐，武王伐纣，扣马而问，“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也不能力挽狂澜，于是采薇首阳山，求仁得仁，饿死了。有时候，他的立场更过于强烈，甚至跑到“事实”的对面去了。现在我们知道，在《赵世家》里留下的那个“赵氏孤儿”的故事，多半是编的，而司马迁，必然看过另外的，更冰冷，也更符合常理与逻辑的版本。赵庄姬策划了赵家的覆灭。她与赵朔的叔叔赵婴私通，被赵家人发现，驱逐了赵婴。恼羞成怒而手握权力的公主庄姬告发赵家谋反，赵家倾巢之覆。但司马迁的故事里，赵朔被奸人屠岸贾陷害，庄姬留下遗腹子，在家臣程婴的忍辱负重中长大。在这个故事里，司马迁写了一个细节对话，公孙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孰难?”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这是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关于他为什么选择自请腐刑免去一死。为了意气，尊严去死，自然是高尚的，但高尚而脆弱。忍辱负重可以完成襟抱里尚且幼弱的志向，那就忍。不管咽不咽得下去。中国有“写史”的传统，“历史”是对于世道最后的冷酷而公平的批判。法律尚且还要讲“诉讼期限”，但历史是没有的。每一笔下去都是最终审判。所以我们读史书会读到这样的段落：楚共王死之前，心心念念不忘他死后的谥号——历史对他的.结论。他招来大臣，给了他们两个选择，“灵”或者“厉”。都是恶谥。哪怕楚共王在以退为进，但起码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在“地狱”的概念尚且还没有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对一个人最有力，也最严厉的申戒是历史。司马迁的时代，对于“历史”不大友好。秦朝有一个高效而野蛮的措施，来对付历史手里的利剑——“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到了汉代，承秦制，虽然没有高压政策，却也没有恢复先秦的史官传统。但眼光卓绝的父亲司马谈承担起了这份额外的工作，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传给了儿子。作为作者，司马迁的目标是作“礼”的周公，作“春秋”的孔子，是绍明是非，善恶，贤与不肖，德行与规则的准绳。所以，在《太史公书》里，司马迁两次提到了“获麟”——孔子作《春秋》绝笔那年捕获了一头麟，在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元狩元年，这头神秘而寓意丰富的瑞兽又一次出现了。司马迁认为这是对他使命感的肯定与昭明，于是这也是他预备将要搁笔的时候。他既然拿了这支笔，便不辜负。前些年，各种各样的“某某某说史记”很流行，我也听过。但这些打着讲“史记”旗号的讲座，只把《史记》当做一个八卦故事的一种来源，既不告诉你司马迁为什么要这么写，也不告诉你他怎样把他看见的材料组织成现在我们见到的《史记》篇章。他以怎样的宗旨做裁剪，他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的细节。一百三十篇《史记》，在“某某某说史记”中，不过是历史故事大全。但这恰恰是最买椟还珠的一种读法。司马迁所见到的材料，大多数我们也能见到。《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春秋公羊传》，《左传》(他也许看过也许没有?)诸子百家之言，甚至，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金石碑刻，看到了各种各样出土的帛书简册，睡虎地的秦简，清华简系年……我们拥有甚至比他更多的材料去补充和反驳他的叙述。这是我们用两千年换来的珍贵机会，去逼近他通过裁剪、安排所传达的“意图”。这就是读懂。也是司马迁自己讲过的他等待的读者——“后世圣人君子”(挟时间之便，况且打肿脸充当一会儿)。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说书人，是我们后人的无知与敷衍。司马迁，他不提供茶余饭后的八卦材料，他也不等待庸俗。他以不寻常的毅力与忍耐，等待不可能的到来，哪怕他死了再也看不见，他也期待后来的圣人君子读懂他，也读懂他所指向的是非和善恶。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河。”李清照的这首诗赞扬了项羽宁死不苟活的精神。但读了《上下五千年》这本书后，我就对项羽有了另一种看法。
项羽是一个大英雄。他是一个武艺高超的人，敢于“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佩服他的胆略和勇猛。观看秦始皇的出行时，他竟敢说自己可以“取而代之”。千古英雄，谁敢如他出此豪言？从这点看，项羽的确是英雄。
但项羽更是一位失败的英雄。首先我认为他不注意文化学习，只崇尚武力。他甚至认为读书无用，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已经足够了。可他没想到，不学习有些方面就会无知。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治理国家，无知不是会成为绊脚石吗？
其次，我觉得他不善于用人。张良、韩信都曾经投奔于他，可他竟不能知人善任，使这两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为刘邦所用，把自己打得一败涂地。项羽还是一位不善总结自己失败原因的英雄。项羽在临死前曾说“天要亡我”，而不从自身找原因。项羽英雄盖世，却是逞匹夫之勇，不能驾驭天下英雄，到死都认识不到自身弱点，只是自欺欺人地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天，真是可悲啊！
